先衡·说法 | 借名股东与冒名股东的司法认定

2004年6月28日，江苏某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程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工商登记载明股东为纪某(占股90%)、叶某(占股10%)，纪某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叶某担任公司监事。

2019年8月，第三人某某公司诉至法院，要求纪某在抽逃出资900万元本息范围内对（2011）盱商初字第xxx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工程公司结欠某某公司的债务承担赔偿责任；叶某在抽逃出资100万元本息范围内对（2011）盱商初字第xxx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工程公司结欠某某公司的债务承担赔偿责任。叶某在收到上述案件开庭传票后另行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其不是工程公司的股东。

原告叶某诉称：第三人纪某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冒用其名义将其登记为工程公司的股东，其对此不知情，也从未参与工程公司的登记注册、经营管理、分红等事宜，故其不是工程公司的股东。请求判令：1.确认其不是工程公司的股东；2.工程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告工程公司辩称：对叶某主张的诉讼请求无异议，叶某不是公司股东。

第三人纪某述称：其在叶某不知情的情况下借用叶某的身份证办理工商登记，叶某不是工程公司的股东。

第三人某某公司述称：叶某与纪某关系密切，足以说明叶某同意纪某将叶某登记为工程公司的股东，构成借名登记，叶某是工程公司的名义股东。

经叶某申请，本院委托鉴定机构对工程公司设立登记时的出资协议书、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中“叶某”的签名笔迹进行鉴定。经鉴定，上述材料中“叶某”笔迹均非叶某本人书写。

庭审中，某某公司提供工程公司2004年、2005年、2006年的年检材料，年检材料中均附有“叶某”签名笔迹的身份证复印件。对此，纪某陈述称，身份证复印件是叶某找工作和考驾照时给其的，其中2004年因为公司要年检，要叶某签字，所以其就和叶某说了，让叶某签了字；2005年、2006年的年检材料上均是由工程公司的王会计签的。叶某解释称，2004年年检材料的身份证复印件是其交给纪某的，但目的是请纪某帮其找工作，签名是其本人所签；2005年年检材料的身份证复印件不是其交给纪某的，应该是纪某复印的，签名也不是其本人所签；2006年年检材料的新的二代身份证复印件是其交给纪某的，但目的是用于驾驶证年审，签名也不是其本人所签。

另查明，位于无锡市某庄园1区xxx号房屋(以下简称案涉房屋)登记在叶某名下。2014年5月，纪某与某装饰公司签订工程承包合同，约定由装饰公司承包案涉房屋的装修工程，纪某于合同签订当日向装饰公司支付装修工程款20万元。关于为何会支付装修工程款，纪某解释称其曾向叶某父亲借过很多钱，出于还债的心理帮叶某装修。

再查明，某汽车附件公司的工商登记载明纪某担任该公司董事长，叶某担任副总经理。法院在执行（2019）苏0213执恢xxx号一案中，曾拍卖一处营业房，该营业房的登记簿载明标的所有人为纪某、叶某。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17日作出（2019）苏0213民初12203号民事判决：驳回叶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叶某、工程公司提起上诉。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0日作出（2020）苏02民终419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由于冒名股东与借名股东在客观上均未实际向公司出资，也不实际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因此，在涉及法律纠纷尤其是公司对外欠付大量债务不能清偿时，借名股东往往会以其股东身份系被冒名登记为由进行抗辩，以此规避法律责任。判断股东是冒名还是借名，最主要的法律特征是被冒名者对其名义被冒用是否知情。由于工商登记具有较强的公示公信效力，是公司外部第三人对公司股东身份确认和识别的依据，因此，若已被工商登记记载为股东的当事人主张其系冒名股东，应当由其就其身份被冒用一事承担充分的举证责任，而法院一旦判定构成冒名登记，那么冒名登记人可能会面临严苛的法律责任甚至是刑事处罚。因此，法院在对此进行认定时应当尤为谨慎，需要综合各方面因素进行考量。

(一)工商登记材料是否为本人签名并非判断股东资格的唯一标准

由于公司在设立时并不严格要求投资人必须到场，代签可以在被代签者明知或者默认的情形下发生，故被“代签名”并不等同于被“盗用”或“盗用身份”签名，因此仅凭工商登记材料中的签字并非登记股东亲自签署，并不能得出其系冒名股东的结论，还需考量其他因素作出综合认定，本案即是这种情况。工程公司的登记材料中“叶某”并非叶某本人所签，若存在其他证据能够佐证“冒名”的，该种情形可以成为认定叶某构成冒名股东的理由之一。但是本案中，其他证据恰恰证明陈某与纪某关系密切，仅依据“代签”难以认定构成冒名。

(二)被冒名者对于冒名者持有其有效身份证件是否有合理解释

当事人在主张其系冒名股东时，除以工商登记材料非本人签字进行抗辩外，通常还会主张其身份证等身份信息系由冒名登记人非法获取或盗用，如果其无法举证证明存在身份信息被冒用或盗用的情况，则应就冒名登记人如何取得其身份信息一事进行合理解释。本案中，纪某不仅持有叶某的一代身份证，还持有其二代身份证，叶某也承认是其自行将身份证材料交给纪某，现该身份证复印件出现在工程公司的年检材料中，其虽否认有设立公司之意愿，但其连续三年将其新、旧身份证材料交由纪某持有且缺乏合理解释，故仅凭言辞否认其对纪某以其名义设立公司知情，不足以证明其主张。

(三)从被冒名者与冒名者之间的关系推测其是否存在恶意诉讼逃避法律责任的可能性

股东向法院起诉否认其股东资格，不仅涉及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利害关系，也关乎着公司外部债权人的债权能否实现的问题。因此，为了防止股东之间通过虚假诉讼免除股东责任，进而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在审查认定是否构成冒名股东时应充分考量冒名者与被冒名者之间是否存在利益牵连。本案中，叶某与纪某关系密切，两人不仅在同一公司任职高管，在生活中还有诸多经济往来，加之，叶某起诉要求确认其非工程公司股东发生在第三人某某公司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之后，而纪某面对叶某的主张非但没有抗辩，反而是全盘接受，自认其确实实施了冒名登记行为，这显然与常理不符。因此，基于上述客观情况，本案不排除叶某与纪某故意通过诉讼来规避法律责任的可能性，故对叶某关于其系冒名股东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